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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/觀察者網 王愷雯 編輯/馬雪、馮雪]
社交媒體上，我們經常能看到高學歷年輕人投身體力活的故事，他們或是渴望逃離職場內卷，或是在就業壓力下“脫掉長衫”、“文轉腿”（“腿”指體力活）。但體力活會更容易干嗎？
2020年，已經失業幾個月的胡安焉開始在網上發表隨筆，其中有一篇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，記錄下他在德邦廣東某樞紐當夜班理貨員的甘苦。文章很快火了，在豆瓣收獲上萬點贊，被多家公眾號轉載。
事實上，近20年間，胡安焉做過19份工作。除了物流公司，他還在廣州漫畫社當過學徒、在上海做過自行車店店員、在南寧開過女裝店、在云南賣過鹵味。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北京送快遞。
打工之外，胡安焉的另一個身份是寫作者，他讀穆齊爾、卡佛、塞林格，寫小說、寫隨筆，也喜歡記錄下碎片式的感悟和想法。
今年3月，胡安焉首部非虛構作品集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出版，收錄了他過往的工作經歷。新書目前在豆瓣上被打到8.7分。讀者評論中，“真誠”是出現頻率頗高的兩個字。前不久，觀察者網和胡安焉聊了聊，希望更多地了解他的心路歷程。
采訪中，胡安焉依然真誠而坦率。他害怕面試，找工作多是“有什么機會就干什么”，在他眼中，“白領”工作和體力活沒什么本質區別。他承認，除了個人追求，自己的任性建立在某些“先天的幸運”上事業單位退休的父母沒給他太多贍養壓力，“管好自己就行”。
作為資深“打工人”，胡安焉認為，年輕人當然可以去嘗試體力工作，但不要僅僅因為對現在的處境不滿意，就去美化、浪漫化另一種不同的人生，“這些工作真的沒有那么田園詩意，沒有那么美好、那么自由。”
在北京送快遞時的胡安焉 受訪者供圖有時候，同事之間就像“零和博弈”
2018年3月，胡安焉辭去德邦夜班理貨員的工作，來到北京。一番波折后，他入職S快遞，成為小時工。
在外人眼中，S快遞堪稱“快遞界的海底撈”，口碑好。但對快遞員胡安焉來說，主管的各種要求、工作中的“潛規則”都讓他難以應付。
例如，主管常要求員工在派件時向客戶提出幫忙把垃圾帶走，還要請客戶幫忙打五星好評，好評數排名靠后的會被揪出來。這讓性格內向的胡安焉每天都很焦慮。
他還發現，有些小區好送，有些小區不好送，誰送了好送的別人就得送不好送的。他在書中寫道：“同事之間就像零和博弈要不就你好，要不就我好，但不能大家都好。”于是，不好送的小區一般會讓新人去送，當新人察覺到不公平、又沒有改變的機會時，就會選擇離開。
胡安焉剛入組時，同事把難送的那幾棟樓分給了他，他既不想和搭檔鬧翻，又不愿和喜歡占自己便宜的人共事。漸漸地，他“在工作中陷入一種負面情緒里”。
清晨，快遞站正在卸貨分揀 受訪者供圖這年7月，胡安焉染上了病毒性肺炎。小時工沒有醫保，一場病連著誤工費讓他損失了三千多塊錢。這時的他有了離職的念頭。兩個月后，他放棄轉正機會，辦理了離職手續。
2018年9月，胡安焉跳槽到品駿快遞，不再是小時工的他擁有了五險，但工作依然充滿著各種糟心事。他被偷過價值千元的快遞，也曾自掏腰包為顧客的失誤買單。他有一個“報復備忘錄”，上面曾記過兩個名字，都是讓他“氣炸了”的客戶，本打算離職后上門找他們“算賬”，最終還是刪掉了。
胡安焉在品駿工作了14個月，直到公司解散。
在品駿的最后那段日子，胡安焉感受到了久違的輕松，他不再“把自己看作一個時薪30元的送貨機器，一旦達不到額定產出值就惱羞成怒、氣急敗壞”。
他會嘗試將原本固定的派件路線反過來走，會在送完快件后坐在商場里，打量逛街的人流和店鋪里的售貨員，看著送餐員跑來跑去。打量他們的舉止，揣摩他們的心情。
結束全部工作之前，胡安焉發了一條朋友圈，僅客戶可見，告知了品駿快遞將解散，自己將不再負責有關配送的消息。很多顧客在微信給他留言，稱贊他的服務態度。
有一名顧客評論道：“你是我見過的快遞員里最認真負責的。”
胡安焉覺得，這名顧客的評價是真心誠意的，因為她沒必要違心地奉承已經沒有業務往來的自己。這也讓胡安焉相信，他“曾經做得比一些客戶見過的所有快遞員都好。”
干過19份工作，“新環境反而讓我更放松”
算上求學期間的實習，品駿快遞員已經是胡安焉的第19份工作。
這個出生于廣州的75后，大專讀的是廣告專業，“但我讀的是夜大，也就是一邊工作一邊學習，文憑含金量不是很高。”胡安焉說。
他坦言，在學校時沒有刻意想過將來會從事什么工作，當時正好看到廣州冬日漫畫社有本叫《漫畫家》的雜志在招學徒，“我畫了個短篇寄過去，就被錄用了。”他覺得自己“水平比較低”，“可能當時剛好遇上非典，他們想招外地學徒也不太方便，那一年招的人大多來自廣東省內。”
當學徒的日子枯燥乏味，每天要練10多個小時的基本功，打排線、畫人像、臨摹場景。半年后，胡安焉和幾個朋友因為不認同漫畫社對待他們的方式，選擇了離職。
胡安焉在漫畫社里完成的第一次故事作業（部分） 受訪者供圖此后近20年間，胡安焉走南闖北，足跡遍布廣東、廣西、云南、上海、北京。
他說自己找工作時不會考慮太多，也沒有明確的目標，一般先打開招聘版，看看自己的學歷、工作能力可以滿足哪些工作，“能滿足我就勾出來，再研究這些招聘簡章的措辭，看哪個工作的要求相對不高。工作地點、收入甚至工作內容都不是首要考慮的因素。我最看重的是不要‘丟臉’，不要等到去應聘時才發現自己根本達不到別人的要求。”
“我害怕面試，也不擅長面試，所以我找工作都是隨波逐流的，有什么機會就干什么。”
在胡安焉眼中，工作并無高低貴賤之分，所謂的“白領”工作和體力活沒什么本質區別，前者不過是平常待在辦公室里，“我看待工作很少會區分他是‘白領’還是體力，或者說是復雜勞動還是簡單勞動，我也不覺得自己更喜歡復雜的勞動。”
胡安焉是個低物欲的人，生活開銷不大，事業單位退休的父母都有保險和退休金，他“管好自己就行”。這種生活看似坦然，但10多年前，30出頭的他面對財務自由的老同學，也會自卑。
2012年，他從廣州搬到云南下關，在當地的商場找了一份保安工作，后來又被調到烘焙店做學徒。“其實這些工作我在廣州也能做，但在廣州我有從小到大認識的人。當時我已經33歲，我的一些同學已經財務自由了。面對這種落差，我還是會怯懼。”
胡安焉鏡頭下的龍尾關（下關） 受訪者供圖“盡管我知道一個人無論做什么工作，或者收入多少，跟他本人的尊嚴是無關的，但在33歲那個年紀，我克服不了這種自卑心理。相反，我被自卑克服了，我會覺得羞愧，盡管我不該羞愧。”
胡安焉認為，自卑感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，受到外部環境或者身邊人的影響，尤其是比較熟的人，“在一個已經混熟的環境里，我受到壓力要比在一個生疏的環境里大得多。假如我換一個地方，去了云南，沒有人認識我，不要說33歲，就是我66歲去做保安也不會有這種壓力。所以，當我去到一個新環境、一個陌生地方，我不僅不排斥，反而會更放松，更自然。”
胡安焉至今很懷念第一次去北京的那段日子。
那是2004年，他辭去了動漫雜志美編的工作，和朋友到北京“流浪和創作”，但他沒有真的去流浪。為了生計，胡安焉先是在文印店打工，后來又在早餐店做幫工，住處也從通州搬到更遠的河北燕郊。盡管如此，他還是無力負擔房租，只能向父母求助。說好的創作漫畫也沒能堅持下去。
2004年，胡安焉在燕郊王各莊住所內彈吉他 受訪者供圖不久后，領頭的朋友去了上海，“晃了半年膀子”的胡安焉也回到廣州。
盡管這些日子看起來是在虛度光陰，但胡安焉認為，這段經歷給了他一個起點。“當時我交往的人都是之前在漫畫社認識的，他們都不是社會化的人，可以說是游離在社會邊緣，但在他們之中，我能得到一種鼓舞。他們就像給我埋下了一顆種子，讓我意識到那些跟社會格格不入的人也能夠自得其樂，也能在精神上、在價值上獲得認同。”
“哪怕我并沒有在2004年之后就立刻沿著這條路去追求個性化、邊緣化的生活，但他們塑造了我最初的價值觀，給了我力量，起碼緩解了我的焦慮。”
“這種影響可能在十幾年后才真正顯現出來，讓我在做一些決定的時候，更尊重自己的本性。如果沒有這段經歷，今天的我肯定是兩個不同的人。”胡安焉說。
為什么開始寫作？
2006年，胡安焉曾短暫地寫過幾個月。當時他的父親中風，身邊需要有人照顧。另一方面，工作上遇到的煩心事也讓他暫時放棄了上班。
胡安焉想試試能否通過寫作解決經濟問題，“我跑到書報攤買了一批很low的故事書，比如山寨的《故事會》，還在起點中文網開了連載，寫校園小說。”
幾個月下來，他只成功發表了一篇文章，是在一本叫《今古傳奇》的刊物上，拿到了8、900元稿費。
這次嘗試讓胡安焉意識到，自己無法僅僅依靠寫作養活自己，于是再次外出工作。此后有兩年時間，他和朋友在南寧開起了女裝店。胡安焉認為，這段經歷堪稱他人生的“分水嶺”。
胡安焉在南寧的住處 受訪者供圖“生意上的競爭是丑陋的，盡管這種丑陋是被迫的，大家不得不表里兩套、虛與委蛇、爾虞我詐，否則就生存不下去。我也沒辦法光明磊落。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下，每天要承受各種流言蜚語、惡意攻擊、誹謗中傷。”
競爭對手的誹謗讓胡安焉憤怒，但和此前“說走就走”的工作不同，女裝店他是投了錢的，不得不硬著頭皮扛下去。直到2009年9月，胡安焉才擺脫這個讓他嚴重不適的環境。
“當時我的精神狀態已經不是很好了，已經出現了幻聽，還有一些妄想，當然現在已經好了。我在2007年去南寧之前，只是一個不喜歡社交、比較害羞、孤僻，不愛說話的人，2009年離開南寧時，情況是比較糟糕的，產生了一種逃避心理，對現實厭惡反感。”
胡安焉說，促成他寫作的正是這種逃避心理，“我把寫作的價值看得很崇高，把現實看得一文不值。一開始，我的心態就是那么幼稚的。盡管這時候我已經30歲了。”
在女裝店的最后幾個月，胡安焉經常利用空閑時間閱讀小說，讀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雷蒙德卡佛、塞林格。這讓他更加堅信，應該做自己喜歡和擅長的事，比如寫作。
經營女裝店的經歷并不愉快，卻讓胡安焉攢下了幾萬塊錢，這也成為他“脫產”寫作的資本。
2008年，胡安焉在南寧經營的第二家女裝店開張 受訪者供圖在胡安焉看來，他的寫作生涯真正開始于2009年10月。當時他寫了一批取材自真實經歷的小說，貼到一個文學論壇上和其他寫作者交流。不久后，有些作品被發表在文學期刊上，但稿費很低。
這段寫作的日子持續了兩年多。胡安焉覺得，寫作不能算一份工作，但他對待寫作的認真和投入要超過自己做過的所有工作。
2011年，胡安焉再次被拉回到工作中。此后幾年，他又換了很多工作，也去了很多城市，反復地處在打工和寫作兩種狀態中，“當我去打工的時候，我就無法寫作，光是工作本身就極大地占用了我的時間，同時它還透支我的情緒，令我在下班后也只想放松和減壓，而無力思考其他。”
“很多人可能誤解了我的經歷”
2019年11月25日，是胡安焉在品駿上班的最后一天。之后，失業的他回了趟云南和廣東。等到2020年春節再次回到北京時，新冠疫情已經暴發。賦閑在家的胡安焉干脆重拾寫作。
他開了微信公眾號，也重新開始更新豆瓣日記，發的大多是隨筆。胡安焉沒有把這些隨筆看成“作品”，他的目標是長篇小說，隨筆只是熱身，但其中有一篇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卻出乎意料地火了。
這篇隨筆記錄了他2017年5月到2018年3月在德邦物流廣東順德陳村樞紐干夜班理貨員的經歷，到目前為止，在豆瓣獲得3700多次轉發，10000多個點贊。
文章得到熱烈反響，胡安焉震驚之余，也想過大家為什么會喜歡這篇文章，“大多數從事這類工作的人缺乏文字表達能力或不善于表達。我在德邦的時候，一些同事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，可能其他字都寫不好，還有人甚至小學都沒畢業。我描寫的那種工作方式和環境，對很多人來說是陌生的，他們可能覺得這是一個新的信息。”
德邦陳村樞紐附近石洲村的招工墻 受訪者供圖在胡安焉看來，很多人可能誤解了他的經歷，認為他是一個沒讀過什么書的人，為了生計被迫從事體力勞動，并出于愛好去寫作。“不少讀者給我的反饋是報以同情，覺得像我這樣干體力活的人，肯定是沒有接受過太多教育，沒有受過寫作訓練，所以能寫出這種文章就是天分。實際上我都寫了10多年了，我從事體力工作也是最近幾年才開始的。”
“我沒有主觀地去誤導別人，我之前寫的日記都沒有隱藏，只要網友想看都能看到，但大多數人不會特地去看，可能只讀到這一篇文章，對我產生了一種錯位的同情，從而對我報以更大的關注或熱情。”
這讓胡安焉有些惶恐。
過去，他在豆瓣發文時都會順手把贊賞功能打開，但在《德邦》之前，他從來沒有被打賞過，也沒想過真能收到打賞。《德邦》發布后短短幾天，他收到了1000多元打賞。
從這以后，胡安焉再也不敢開贊賞功能了，“我懷疑有些給我打賞的人，可能收入都不如我高，我接受打賞就像騙人一樣。我在品駿快遞的時候，一個月工資有7000左右，公司還給我買五險。”
《德邦》一文讓胡安焉受到了更多專業人士的關注。2020年4月，文學機構“副本制作”的兩位編輯聯系上胡安焉，跟他約稿，鼓勵他嘗試非虛構寫作。
胡安焉坦言，當時他對非虛構這種形式知道的不多，也一直沒弄清楚非虛構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“我和‘副本制作’的兩位編輯溝通，想了解非虛構大概要怎么寫，有沒有模板，有沒有好的案例。他們并沒有這樣的東西。但他們告訴我，我的寫作能力、經歷、性格，這些因素單拎出一兩樣，可能會和其他人重合，但結合在一起，可能就不會再有另外一個人。”
在和編輯溝通之余，胡安焉也專門去找了一些書來讀。不久后，他寫下了反映自己在北京送快遞經歷的《派件》，這個版本有3萬字，主要在文學愛好者中傳播。2021年6月，《派件》以《我在北京派快件》為題，發表在了《讀庫2103》上，更多讀者看到了胡安焉的經歷。
等到2023年新書出版時，胡安焉已經把這篇文章擴寫到4.7萬字，文章也有了新標題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。除了這篇，胡安焉擴寫了早前發在豆瓣上的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和《在上海打工的回憶》這兩篇，并重新寫了一篇關于自己早年工作經歷的自述。這些內容一并收入在新書中，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也成了新書的書名。
“這些工作沒有那么田園詩意”
離開品駿快遞后，胡安焉沒有再去工作，這三年來他靠著之前攢下的十萬多元存款和稿費生活。
他最近剛和女友登記結婚，妻子是早些年在文學論壇上認識的，也喜歡寫小說。“我們生活習慣都很節儉，沒什么家庭負擔，經濟方面的壓不大，可以有更多的選擇空間。”
“在一般人看來，我肯定是任性的，這種任性可能是建立在我先天的幸運上，那就是父母沒有給我什么贍養壓力。”
“但我們現在的生活狀態，其實也放棄了一些東西。”胡安焉說，“首先，我和我妻子價值觀比較一致，我們都認同沒有回報的寫作的價值。其次，我們不打算要孩子，我們的收入根本養不起孩子。第三，我們登記結婚沒有通知任何朋友，一分錢沒花，也沒有擺宴席，沒有金錢投入。我們把這些錢都省下來了，大多數人可能省不了，只能硬著頭皮去扛。”
接下來，胡安焉有一個長篇小說的計劃。他坦言，相比非虛構，自己還是傾向于寫小說。“非虛構對我來說，只能寫自己的經歷，但我的經歷是有限的。我不能像何偉（Peter Hessler，美國非虛構作家、記者）那樣，可以為了寫一個主題，專門去體驗或者做采訪，我不具備這種條件，主要是我沒錢，也沒那個能力。”
“到目前為止，我寫的全部都是自己的親身經歷，是已經結束了的經歷，這些經歷包括現在出的這本書的內容以及另外寫的大約20萬字，已經差不多把我想寫的都寫完了。接下來我還是只能回到小說，因為小說的可能性是無限的，天地也是無限的，只是讀者很少。”
胡安焉近照 受訪者供圖胡安焉說，他不會把寫作當成職業，目前的存款和新書版稅收入尚能維持他和妻子的生活，要是將來經濟條件不允許了，他還會再找工作。
近20年的時間里干了19份工作，胡安焉在打工人和寫作者的身份中來回切換，網友也在他的經歷中讀到了另一種人生。
近年來，越來越多學歷尚可的年輕人渴望逃離職場內卷，去體驗不同人生，或是出于就業壓力“脫掉長衫”。在豆瓣，去年11月才成立的“輕體力活探索聯盟”在半年內就擁有了4萬多名組員；在微博，“保安已經當得不想離職了”“985畢業生選擇去做體力活”等話題頻頻沖上熱搜。
但在胡安焉看來，體力活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
做德邦理貨員期間，灰塵混合著汗液，在胡安焉手臂上留下的污漬 受訪者供圖“我之前做的那些工作，我懷疑普通大學生根本干不了，當然能干的也有。事實上我看到很多從農村出來，過得很苦的人到了德邦也適應不了，試完工后，真的能留下來的不到一半。這些工作真的沒有那么田園詩意，沒有那么美好、那么自由。送快遞可能沒有半夜分揀那么累，但也是日曬雨淋。”
胡安焉認為，如果年輕人真的喜歡從事簡單的勞動工作，當然也可以去嘗試，“干了之后發現自己喜歡這份工作，那就最好，如果發現和自己想象中不一樣，就說明他之前沒有看清楚自己。真到了這一步也沒什么大不了，人生是需要不斷地犯錯，在錯誤中成長，咬咬牙扛過去就行了，但是不要去抱怨。”
“每個人都有責任去看清楚自己，對自己的選擇負責，不要僅僅因為討厭眼下自己所擁有的工作，對現在的處境不滿意，就去想象、去美化、浪漫化另一種不同的人生。”胡安焉說。
